十五年前的炎夏，与斯图加特的Magdowski市长一行去敦煌，途中河西走廊的戈壁滩上碎石一望无际，停车小憩时，几个画家朋友乐得四处翻拣中意的石头，要发车了还不想罢手。老M一直远远地看着，实在憋不住了，问我他们这是在干嘛?我说“玩石头”。说石头在中国人眼里门道很深，形态、质地、纹理、寓意……，实用的话也能用来压书镇纸，总之很“艺术”的。老M边听边摇头，她始终没能理解。

　　之后我时常琢磨：中国人的艺术之眼，往往是由小见大的，没这份心眼，就缺了十分的悟性。

　　日前翻出一件唐代龙朔元年(661年)的张世高墓志拓片，罗振玉《唐代墓志汇编》收录过。拓片寻常而已，但其中“闲居养志”四字，却让人眼前一亮：十多年前搜罗进来时，怎就没注意到这几个字?

　　661年，对于帝国之初的大唐来讲还是一个进取心旺盛的年头：头一年大举出兵高丽，当年在中亚、西亚十六国设置都督府，出援波斯，等等。鲁迅曾说“唐人大有胡气”。“胡”者，北方、西方之游牧者，大多深目高鼻，对于唐人讲，是异域风，是外邦气，当然也有十分的浪漫，比如李白的“笑入胡姬酒肆中”。而“闲居养志”一语，如此的温和闲逸，却似乎并不搭调。联想历来士大夫的心思，韬光养晦吧。

　　唐代的事情毕竟远了一些，以时下回暖的文气揣摩，“养志”的调调，大概很容易让人想到明代后期扎堆出现的洪应明《菜根谭》、高濂《遵生八笺》、屠隆《考槃余事》、文震亨《长物志》什么的。

　　因为“养志”总要落地的，“闲居”是个壳子，“玩物”倒是其中的实货。

　　比较那个踌躇满志的661年，那时朝中诸王闲得迷上“斗鸡”，王勃戏拟了一篇《檄周王鸡文》，谁料唐高宗见了，觉得挑拨了诸王关系，立马就把王勃逐出了他栖身的章怀太子府。但明朝万历之后，一般文人就没这份担心了，而且玩得不再似“斗鸡”那么的粗野，而是动起“闲居玩古”的心思，摆弄起眼前每天都能看得见摸得着的所有一切物件。

　　比如，文人案头的有些器物以前就有过，但不属于必备品，到此际，却成了必不可少，比如——笔筒(之前必备的是“诗筒”)。晚明这一拨人品得很细，屠隆说“笔筒湘竹为之，以紫檀、乌木棱口镶座为雅，余不入品。”文震亨书中说的更多，湘竹之外，又有紫檀、乌木、花梨与陶、瓷等等，而且一定要玩出“贵”、“雅”的格调。

　　又比如大宗的物件——家具，尤其文房家具，讲究工料，推敲设计，做得越来越精致，精致到了极致，今天人叫它明式家具。

　　晚明范濂《云间据目抄》中说：“细木家伙，如书桌、禅椅之类，余少年曾不一见。民间只用银杏金漆方桌。自莫廷韩与顾、宋两家公子，用细木数件，亦从吴门购之。隆、万以来，虽奴隶快甲之家，皆用细器，而徽之小木匠，争列肆于郡治中，即嫁妆杂器，俱属之矣。”

　　“细木”，就是后来常说的“硬木”，对应于南、北方历来惯用的榉木、榆木等等的“杂木”、“软木”。后文又说：“纨绔豪奢，又以椐木不足贵，凡床橱几桌，皆用花梨、瘿木、乌木、相思木与黄杨木，极其贵巧，动费万钱，亦俗之一靡也。”

　　由此前的罕见，到风雅的挥霍，乃至追风者们“皆以紫檀花梨为尚”。“玩物”到了极点，也可谓越玩越奢侈，几乎物极而必反了。

　　《长物志》这部书近几年很热了，热到市场上，各大拍卖的文房器物专场图录中屡见引用。文震亨的曾爷爷，就是明代大画家文征明，家风家底可想而知。书分室庐、花木、水石、禽鱼、书画、几榻、器具、位置、衣饰、舟车、蔬果、香茗十二类，但序言中说了：那些属于“寒不可衣、饥不可食之器”的“长物”，是“以寄我慷慨不平，非有真韵、真才与真情以胜之，其调弗同也。”

　　这下倒好，“玩物”不仅“养志”，而且“明志”了。难怪连卜正民(Timothy Brook)那样的汉学家也羡慕，说让他选择一个生活时空的话，他一定会选在中国的明代。

　　话说回来，“玩物丧志”，也是历来道学先生们教训别人最经常的一句话，似乎人若一醉心欣赏于事物，便会不务正业，便会不思进取，便会误入歧途。乾隆也担心过。读了《长物志》，精妙文雅的味道固然可人，但铺张开来，怕也是会让世风萎靡了的。犹豫再三地把它收进《四库全书》时，还特意加上一句按语：“虽复不端正者，亦奕奕有一种风气欤。”

　　中国人“玩物”的力量，果真强大。

　　事皆两面，慎取一端的为好。古风虽不再，但玩物，终究是一种探询的热情和耐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