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年代的展览会，会场外常常会升几个拖着条幅的大气球，九十年代里，会雇个乐队班子来吹吹打打造气氛，但今天谁的展览还这么干，一定是会遭人鄙视的。

　　大约2000年之后的几年里，武汉的艺术展览多了起来，也讲究了起来。先前的招待形式老土了，就参照着北、上、广，改成冷餐酒会的派头。“学术”很重要，策展人、学术主持一定是要有的，研讨会也同时必不可少，若有大人物出场，面子就足了。

　　然而事情一旦成了套路，久之就不免令人乏味与无聊。

　　徐勇民近日有段画展前言的文字，读了让人忍俊不禁，说是“见多了凡今日展事，必有研讨会之前的开幕式也必有开幕式之后的研讨会。应邀者各自在头脑中搜寻平时不曾想及的句子，文质彬彬地脱口而出。挟性情讨好学术，以学术巴结性情，难免身份不明，要表达意思也跟着混淆了。不过，总算是没辜负为忙碌展事大约有一半的付出算是打了水漂的主事者好意。”

　　确实如此。太平盛世的艺术繁荣首先是展览活动的频繁，加上市场活跃、艺术家职业化、资讯平台多样，目前的艺术圈子差不多就是一个利益江湖，并进一步细分为若干不同的小圈子，而这些不同门派和意识背景的小圈子则往往画地为牢，或自我维系，或彼此诟病，一派热闹景象。

　　武汉另有特别之处：也许文化地盘小了的缘故，江南、江北的展厅里、会议室里，不论谁的展览，无论什么门类的展览，出场频率最高的，永远是那些圈子里的“华威先生”或“展托儿”一般的熟面孔。

　　说到圈内、圈外，艺术家或批评家或经纪人是自我认定的圈内人，看看展览的开幕活动最有趣了。端着酒杯、饮料杯四处张望、寒暄，却很少往作品那儿瞥一眼的，一定是资深的圈内人士;而围在作品前毕恭毕敬的，大约就属于圈外的艺术粉丝们。

　　事实上，对于办展的艺术家而言，个展也好，群展也罢，往往只是增加履历厚度的一个记录，或是某个现实的利益实现;而对于大多数圈内的出场者来说，无论什么样的展览场合，都有可能是一个与自己机运有关的活动机会。至于艺术作品如何，那是艺术家们各人自己的事情，还当真需要在这时节去讨论和切磋吗?

　　如此这般，艺术展览就逐渐变成为这个城市中的极少一部分人的事情。

　　果真如此，那展览的作品又是给谁看的呢?

　　其实，近代以来所谓的展览无非就是为公众交流而已，不论是专业的、公益的、或是商业的。民国那时候的画家办展，一定会事先在地方报刊上公布个启事，于是，展览限于一时一地，而到访的看客，则是五湖四海;若画家远赴外地办展，就如同传统意义上的学者“游学”。不像今天，不同展览的消息，总是由主事者们群发到了大约相同一拨人的手机上。

　　徐勇民的那个前言，是写给前些天在宜昌的一个展览的。几个画家朋友，一通电话或短信，就定下了所有的事项，经月的准备，就从酷热的武汉去到了三百公里外另一个凉爽的城市。没有开幕修饰和学术演绎，而所有时间里自由生发的话题和不避忌讳的争论，远比虚伪的研讨会来得深入和痛快。让一旁陪同的外地朋友们感慨艺术里竟有这样那样的内容和故事。

　　我时常在想，这个时代里真正喜欢艺术的往往不是艺术圈里被职业化了的艺术家们，而是艺术圈外的各种职业人群，他们会拿出宝贵的时间，循着某个报道讯息或已养成的习惯探访各种自己感兴趣的展览，而职业艺术家们，一般是不会出现在未被特别邀请的展览现场。

　　展览上少一些圈内人的扎堆会单纯许多的，但偶尔也会听到圈内人的嘀咕：今天怎没见有什么人来?

　　这一点也不奇怪，不就是少了那些圈内的熟面孔而已吗。展厅里的人头攒动证明展览丝毫就不冷清，那是炎夏里从这个城市各处赶来的熟悉与不熟悉的“圈外人”。有一点可以肯定，他们对展览本身有着真正的兴趣。

　　关于展览的事情可以讲很多，毕竟在武汉的美术馆、博物馆、艺术机构、画廊、会所里，承办着各种类型与不同性质的艺术展览，但判断效果意见的不同，总是主事者们各自想法的错位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