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并不玄奥，王国维《人间词话》探讨诗境，说：“‘红杏枝头春意闹’，著一‘闹’字，而境界全出。”一句话就落地生根了，让那诗也更加深入人心。但这不是王国维的发明，从南北朝开始，《诗品》、《六一诗话》、《沧浪诗话》、《随园诗话》什么的，也都这么讨论的。所以写诗的、读诗的，大家一起玩得其乐融融。

　　“新诗”以后，人们傻了，越来越读不懂了，我不知道今天还有几个人在读今天人写的“诗”。这种情况的发生，倒和二十世纪的“新艺术”很相似。

　　想起两年前在北京故宫的武英殿看宋元书画藏品，展厅里人不多，我正在细读南宋马远的那套《水图》，中国写实绘画最为重要的作品之一，它静静地躺在弱灯照射着的展柜里。突然耳边传来一位年轻女士优雅的语调，大意至今记得：“这么，就一匠人的画，技术而已，因为没有观念。不像观念艺术——有思想。”

　　这话是说给她身边一位同样优雅的男士听的。马远的画里有无思想暂且不论，但她说的观念艺术，是西方后现代艺术，注重媒介发展的不确定性与可能性，在学术上依托语言学和社会学理论，视觉只是个引子。

　　我想，那女士真是一个艺术爱好者，想必也是专程而至，但遗憾的是：她有着热爱艺术的情调，却不具备欣赏作品的眼睛。她被人忽悠了。

　　顺便提一下：北京故宫武英殿的藏画陈列，是大陆历代绘画收藏的极品，但我注意过，每天以百位数计的造访，与故宫每天数万、十数万的游客流量相比，简直可以说是门可罗雀了。同样是古典艺术品性质的陈列，若与纽约大都会、巴黎卢浮宫的藏品前的人头攒动相比，真不免令人感叹。

　　中国不缺艺术，而缺的是对艺术品的欣赏!

　　说回到艺术的欣赏，我总是认为，欣赏中只有经验可讨论，而没有玄奥可言。

　　艺术，原本就是分了类型的，不同的艺术，就有不同的功能范围和表现特征。同样，艺术家也有类型的分别，不同天赋的艺术家从事不同类型的创作。任何一种艺术里都会产生伟大的作品，若揪着一个抽象艺术家说他不会搞写实，显然是没有道理的。再者，不同的时代会产生不同的艺术，某种新的现实出现，就会激发出新的艺术，比如我们这个时代的数码影像。

　　艺术的发展，必定是多元、多样的，没有哪一种艺术，既能满足这，又能讨好那。

　　但现在的问题是，面对五花八门的当代艺术——应该说当代艺术作品——观众却往往茫然而无所适从。西方现代艺术之后，艺术被艺术家们自己拆除了高贵的架子，他们真心的希望艺术能大众化，比如消除艺术品与生活物品的界限，甚至人人都成为艺术家。但实际上，来自艺术家自我的琐碎的经验及其表达，却造成艺术语言的晦涩与费解，反而难以产生公众的效应。

　　直接听一听艺术家的意见如何呢。

　　媒体就往往会去探询艺术家，而艺术家的回答，经常会让事情更不落地，因为艺术家绕了一圈后会说：艺术家的思想，是走在时代前面的，于是他们担负着“引导”大众思考的使命。

　　这倒有点想当然了。若说“引导”，其前提必须是：引导者应该具有历史和文化“先知”一般的头脑。但是在高等教育越来越普及的当代社会中，职业的分化和细化，使得艺术家所受的通识教育，并不多于、或高于其他行业领域的受教育者。换言之，除了做自己的作品之外，他们并不能证明自己是走在什么“前面”的，而这一“引导”，又从何谈起?

　　那么，大众要靠谁来引导呢?从理论上讲，当然是要靠艺术批评家了。

　　但这也不见得靠谱。中国的教育机制，使批评家在艺术欣赏的启蒙和素质教育上并不占有优势，因而也很难产生出以艺术鉴赏为生活方式的批评家。而当代艺术发展的越是不确定、越是不明白、越是玄奥，就越能给擅长阐释的职业批评家带来机会和可能，因为一切的不明不白，都能够被圆滑地推给“仁智之见”。相反，人情与世故，倒让他们生出越来越多与艺术家“共谋”的可能。

　　如此说来，艺术的欣赏，最后就只能靠自己了。

　　我的意见是：少玄谈一些“艺术”，多琢磨一些“艺术作品”，等到自己练有那么一些眼光了，就不会再轻易被人忽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