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曾在第16期《大武汉》上讲述过从苏州到南京追购一件明代铜质鎏金麒麟水注的事情，那是因为认定它是一件难得一遇的文房精品，必得收于囊中而心安。今天看来，这也可以算作是发生在笔者自己身上的一段文房情结了。

明鎏金麒麟水注

　　近几年国内的各大拍卖，凡有“文房”专场，必定爆棚，也必定高潮迭出，也必定促动古董商们闻风而四出扫货。这一现象，不妨可以看作是社会范围对于传统知识与生活情趣的再次认知，因为在十多年前，那些文房物品，均是作为书画、陶瓷之余的“古玩杂项”来对待的。

　　自从现代语汇明确应用了“书房”一词后，“文房”的概念，就留给了古代的语境。而现在看来，文房一词，又几乎成了古代文人所留下的“清玩”意义上的文房器具的省称，与书房的意象反而关系不大了。

　　文房的含义屡经演变，如今不必都是指书斋、书房。说早一些，唐诗中，刘禹锡诗云：“仙院文房隔旧宫，当时盛事尽成空。”元稹诗云：“文房长遣闭，经肆未曾铺。”在前者，“文房”还是指南北朝以来设置的掌管文书的官衙，在后者，则是私人书房的意思了，到了宋代，则专指书房。

　　宋代“兴文教，抑武事”(司马光语)，文艺风气迅速浓厚，书房，不仅是读书与讨论学问的空间，也是读书人伸展情趣的领地，至于日常触及的文具用品，也用心讲究至极。最为通俗的，就是笔、墨、纸、砚“四宝”，以及派生出的一系列辅助品。翰林学士苏易简率先编撰《文房四谱》一书，汇辑了四宝的使用、欣赏、吟咏之大成，使得文人把玩文具之风愈演愈烈。

　　北宋大书法家米芾嗜古玩物成癖，是当时出了名的，其行为也很有些神神叨叨，据说在帝王面前也不掩饰。例如，宋人何薳《春渚纪闻》记载说：“一日，上(宋徽宗)与蔡京论书，复召芾至，令书一大屏，顾左右宣取笔砚，而上指御案间端砚使就用之。芾书成，即捧砚跪请曰：‘此砚经赐臣芾濡染，不堪复以进御，取进止。’上大笑，因以赐之。芾蹈舞以谢，即抱负趋出，余墨沾渍袍袖而喜见颜色。”

　　宋徽宗本来是召米芾过来写一铺屏风书法的，却不曾想被他盯上了案头那块御用的端砚，虽然无从确知那砚式之细节，但文艺皇帝宋徽宗所用，也一定是材美工巧，精妙绝伦的。因此米芾这个活宝才顾不得“大不敬”之虞，硬是说服皇上赐给了他，欢天喜地而归。

　　米芾算不上一个儒家学问意义上的读书人，而只是一个艺术家，或许也正因为如此，对于笔墨纸砚等文房用具的欣赏和考究，他更具有艺术的眼光和深情。

　　在米芾之后的时代里，文房用具继续衍生，从与日常必需的笔、墨、纸、砚相伴的辅助器具，推广到了琴事、香事、茶事、花事用品，乃至众多超越实用而纯为文房空间内案头上观赏把玩的陈设品。

　　明代高濂在1591年成书的《遵生八笺》之“燕闲清赏牋”中说：“文房器具，非玩物等也，古人云：笔墨精良，人生一乐。”

　　何为“乐”呢?的确，必须承认读书做学问原本来就是一件很苦很累的事情，鲁迅说“有病不求药，无聊才读书”。说“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什么的，不过是读书人追求功名倦怠烦闷时落于俗套的神游一下而已，至于所谓的“梅花香自苦寒来”，在更多情况下，那也是读书人说给自己听的。于是，科考苦读之时，需要放松身心，需要转移情绪;而功名成就之后，则需要标榜品味，需要炫耀财力，需要转而敛集珍奇。

　　如明末屠隆《考槃余事》在文房器具方面列出的清玩之物，竟然达到了四十五种之多。如：与“笔”相辅的，有笔格、笔屏、笔筒、笔船、笔洗等等;与“墨”有关的，有墨匣、墨床;与“纸”有关的，有镇纸、压尺、秘阁、贝光、裁刀、糊斗等等;与“砚”有关的，有水注、水丞、砚匣。其它的，还尚有诗筒、印章、书灯、砚山、如意、花尊、韵牌等等等等。这些器玩的制作，涉及金铜玉瓷竹木牙角等几乎所有的材质，且讲究设计，追求工艺，比如为了便于外出旅行时收纳小件器物，又有名为“途利”的小文具匣，且倡议“以紫檀为之”。

　　文人的心思一旦放开真是不得了，从读书之余的闲情逸致，发展到若无用心的养眼养心，乃至于滑向号称“雅玩”而自命不俗不凡的奢华之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