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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武汉》杂志一斛珠·沈伟专栏】文房的诱惑

2013-11-15 00:00:00 来源:艺术家提供作者:沈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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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年曾在第16期《大武汉》上讲述过从苏州到南京追购一件明代铜质鎏金麒麟水注的事情,那是因为认定它是一件难得一遇的文房精品,必得收于囊中而心安。今天看来,这也可以算作是发生在笔者自己身上的一段文房情结了。

明鎏金麒麟水注

  近几年国内的各大拍卖,凡有“文房”专场,必定爆棚,也必定高潮迭出,也必定促动古董商们闻风而四出扫货。这一现象,不妨可以看作是社会范围对于传统知识与生活情趣的再次认知,因为在十多年前,那些文房物品,均是作为书画、陶瓷之余的“古玩杂项”来对待的。

  自从现代语汇明确应用了“书房”一词后,“文房”的概念,就留给了古代的语境。而现在看来,文房一词,又几乎成了古代文人所留下的“清玩”意义上的文房器具的省称,与书房的意象反而关系不大了。

  文房的含义屡经演变,如今不必都是指书斋、书房。说早一些,唐诗中,刘禹锡诗云:“仙院文房隔旧宫,当时盛事尽成空。”元稹诗云:“文房长遣闭,经肆未曾铺。”在前者,“文房”还是指南北朝以来设置的掌管文书的官衙,在后者,则是私人书房的意思了,到了宋代,则专指书房。

  宋代“兴文教,抑武事”(司马光语),文艺风气迅速浓厚,书房,不仅是读书与讨论学问的空间,也是读书人伸展情趣的领地,至于日常触及的文具用品,也用心讲究至极。最为通俗的,就是笔、墨、纸、砚“四宝”,以及派生出的一系列辅助品。翰林学士苏易简率先编撰《文房四谱》一书,汇辑了四宝的使用、欣赏、吟咏之大成,使得文人把玩文具之风愈演愈烈。

  北宋大书法家米芾嗜古玩物成癖,是当时出了名的,其行为也很有些神神叨叨,据说在帝王面前也不掩饰。例如,宋人何薳《春渚纪闻》记载说:“一日,上(宋徽宗)与蔡京论书,复召芾至,令书一大屏,顾左右宣取笔砚,而上指御案间端砚使就用之。芾书成,即捧砚跪请曰:‘此砚经赐臣芾濡染,不堪复以进御,取进止。’上大笑,因以赐之。芾蹈舞以谢,即抱负趋出,余墨沾渍袍袖而喜见颜色。”

  宋徽宗本来是召米芾过来写一铺屏风书法的,却不曾想被他盯上了案头那块御用的端砚,虽然无从确知那砚式之细节,但文艺皇帝宋徽宗所用,也一定是材美工巧,精妙绝伦的。因此米芾这个活宝才顾不得“大不敬”之虞,硬是说服皇上赐给了他,欢天喜地而归。

  米芾算不上一个儒家学问意义上的读书人,而只是一个艺术家,或许也正因为如此,对于笔墨纸砚等文房用具的欣赏和考究,他更具有艺术的眼光和深情。

  在米芾之后的时代里,文房用具继续衍生,从与日常必需的笔、墨、纸、砚相伴的辅助器具,推广到了琴事、香事、茶事、花事用品,乃至众多超越实用而纯为文房空间内案头上观赏把玩的陈设品。

  明代高濂在1591年成书的《遵生八笺》之“燕闲清赏牋”中说:“文房器具,非玩物等也,古人云:笔墨精良,人生一乐。”

  何为“乐”呢?的确,必须承认读书做学问原本来就是一件很苦很累的事情,鲁迅说“有病不求药,无聊才读书”。说“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什么的,不过是读书人追求功名倦怠烦闷时落于俗套的神游一下而已,至于所谓的“梅花香自苦寒来”,在更多情况下,那也是读书人说给自己听的。于是,科考苦读之时,需要放松身心,需要转移情绪;而功名成就之后,则需要标榜品味,需要炫耀财力,需要转而敛集珍奇。

  如明末屠隆《考槃余事》在文房器具方面列出的清玩之物,竟然达到了四十五种之多。如:与“笔”相辅的,有笔格、笔屏、笔筒、笔船、笔洗等等;与“墨”有关的,有墨匣、墨床;与“纸”有关的,有镇纸、压尺、秘阁、贝光、裁刀、糊斗等等;与“砚”有关的,有水注、水丞、砚匣。其它的,还尚有诗筒、印章、书灯、砚山、如意、花尊、韵牌等等等等。这些器玩的制作,涉及金铜玉瓷竹木牙角等几乎所有的材质,且讲究设计,追求工艺,比如为了便于外出旅行时收纳小件器物,又有名为“途利”的小文具匣,且倡议“以紫檀为之”。

  文人的心思一旦放开真是不得了,从读书之余的闲情逸致,发展到若无用心的养眼养心,乃至于滑向号称“雅玩”而自命不俗不凡的奢华之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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