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房话”一说，是套用了近期英国人马科斯•弗拉克斯的《中国古典家具私房观点》，作者书中所述，均采自实例、实事，进而实录、实析，得出个人的看法。但我又因此想到其他。

　　时风下的艺术圈里，艺术家或艺评家们讲的话，有时是不可当真的。很多话，要看那是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讲的?为什么要这么讲?又是讲给谁听的?而对于绝大多数的局外人来讲，许多话让人无从拿捏。

　　实际上，那大多是一些“门面话”而已，说重了，就是一些冠冕堂皇的套话、应酬话，甚至废话、假话。

　　相对而言，私房话则比较接地气，听起来散漫随性，但说起事来却指向明确。这也就是为什么现在大家宁愿看一些东扯西拉的谈话录(尽管其中仍有伪诈)，而不愿听那些故作正经的学术腔，或名词绕得让人犯晕的宣讲。

　　国人的治学传统，是讲究微处见道，就比如庄子的寓言里，一个庖丁，演了一场宰牛的绝活，就能给国君引申出一套“道也，进乎技也”的至理，且成为“道不远人”的绝佳注脚。这原本生发出一种思维和写作观念，但久而久之，竟习惯成自然，造成人们做什么事儿，都要首先给自己找到一番大道理来撑个门面。

　　比如，唐代晚期的张彦远写出中国第一部绘画史巨著，而且也是全球史上的第一部艺术史专著——《历代名画记》，书中开篇第一句就说：“夫画者，成教化，助人伦，穷神变，测幽微，与六籍同功，四时并运，发于自然，非由述作。”这话后来成了名言，引用率极高，但除开史家笔法的涵养和态度，这不妨也可以理解为一句门面话：它应和了中国人标准的著作习惯。把绘画这事看得和儒家典籍一般高妙、和道家修为一般玄奥，这显然是所有想读这本书的人都爱听的。但随后的章节里，张氏却讲着和绘画有关的几乎所有旮旯角落：画家源流、笔法样式、风土习俗、乃至装裱、收藏、估价等等，似乎再也找不出什么儒啊道啊的影子了。

　　一幅画，有时也的确能点“题”成金。例如徐悲鸿有一幅著名的传统水墨画——一只立于高处昂首啼鸣的大公鸡，题上一句《雄鸡一唱天下白》，立马就让这幅画有了主题的内涵。但若换个角度来说，同是这幅画，题个《金鸡报晓》，或《大吉(鸡)图》什么的，也不是不能成立。

　　一个优秀的艺术家，必定怀有经世大业之胸襟，但同时也要看到，一个个体的艺术家，并非其全部创作都是奔向某个宏大目标;日常更多的作品，不过是职业生存下的产品，而这些日常状态之作，倒更能贴近一个人的寻常心思。老杜的诗篇，既有“安得广厦千万间”那样的绝唱，也有“春来花鸟莫深愁”一般的玩味，前者可谓“文以载道”了，而后者，则更多了几分私房话一般的暖意。

　　时下的风气却是，为向艺术的大处、高处、深处着眼，人们总是经意或不经意地念着自己那套口头禅似的“理论”，讲到具体的人和作品，也总离不开时代、观念、和使命，似乎一落到实处了就会很没面子，很没分量，乃至不足以显示学问。

　　一般看来，研讨会是很学术的，而现在，它恰恰多半成为形式过场。几年前，笔者在北京参加武汉某画家朋友在中国美术馆举办的个人展览和著作首发的研讨会，与会者，是十多位国内的一线理论家。专家们一方面客气地解释着对画家了解的不足，也没来得及细读那本著作，但另一方面，仍然像“唱堂会”一样的神侃着水墨画的现状、过去、及未来的发展态势，至于眼下的具体看法，则声明会在以后与画家私下沟通。

　　人们所接触到的，往往就是这样的一些门面话，而那些“私房观点”，则往往不了了之。

　　再换个角度来看，除开一些专项的创作，画家们做作品，多数情况下也就是谋个职业、讨生活过日子而已，其实也用不着什么门面话的。只是理论家的门面话可以给人拔高、给人贴金，同时，艺术家也习惯了喊一些自己都够不着的空话。

　　可以坦言，若想了解一个艺术家及其作品的高低，很多情况下真不需要听他是怎么讲的，直观其作品，答案就差不多了。或者还可以认为，少讲一些不知所云的门面话，艺术与大众的沟通，就不会成为一个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