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初年，李葆恂《旧学庵笔记》里记载了一个叫周义的木雕艺人，读来颇有情景感，赛过那篇著名的《核舟记》，照录如下：

　　“周义，长沙人，幼入塾，对门某匠善雕刻，妙绝一时。义辄逃学往观，归效其技，刻门阑、床脚几遍。父怒，挞之，不能改也。久之，曲尽其妙。

　　又有杨先生者，善画花鸟草虫。义伺其作画，即造访之，问以笔法。杨颇不耐，曰：‘子不能画，喋喋何为!’义曰：‘凡公所能写于纸者，我能刻之于木。’杨即写老柏图，缠以凌霄，千丝万缕，纠结盘曲如龙蛇。画讫，授义曰：‘如此可刻乎?孺子试仿之，不成，则无为过我矣。’义归家，取坚木，辍寝食，屏人事，日夕为之，极尽般尔之巧。三日而就，献之杨先生。先生大惊曰：‘子刻法精劲，胜我笔画，异日必以此传。’因尽以匧中画稿与之，且教以篆分书法，诫曰：‘技艺虽微，必矜慎自重，乃可名世。不遇鉴家勿作，非佳木亦勿作也。’

　　义自受杨先生画稿后，技益精，所刻多檀、楠、黄杨，或以象齿，然不恒见也。所作诸器皆善，而扇骨为最工。予得一事，一骨作蒲桃须梗，纠蟠如纽铁丝;一骨作扁豆，有甫生荚者，有已枯者，色色如生;又一叶为虫蚀小孔，虫伏其中，蠕蠕欲动，尤为其妙。骨下镌‘周义作’三字，小篆体，亦精。

　　义尝眷一妓，妓顾遇之落落，乃制一床赠之为缠头。床以黄杨为两柱，一刻老梅，一刻怪松，交互床檐，梅蕊松针相错，几无隙地，而井井不乱。坡诗所谓‘交柯乱叶动无数，一一皆可寻其源’，若为此咏也。闻镌刻一年始就，又磨治半年，使之莹泽，始送妓家。妓大喜而留之宿。

　　未几，义死，妓亦嫁人，欲携床去，其姨不可而止。有好事者，购以百金不许。今犹在其家，予亲见之。

　　义死后，弟子某往往伪刻义款，冀获重值。然义所作，或不镌名款，伪者，却无无款者，以此翻致人疑。予尝辨之，义真迹，虽花叶层叠，枝柯垒摞，而圆润如珠玉，抚之滑不留手。其涩而拒手者，伪作也。义尝云：‘刻工十之四，磨工十之六。’盖磨尤难于刻。其弟子，盖磨工逊师也。”

　　既然笔者有“亲见之”，好歹这也是关于民间艺人的一则掌故。

　　周义雕的那些东西，按今天的学科分类，叫做“工艺品”，所谓“雕虫小技，壮夫不为”的，中国传统学问家们不怎么看重，现代派的艺术家们，更不会放在眼里。

　　周义“作品”是啥长相，我们无法确知，但他比绝大多数在时光中湮没了名姓的匠师们幸运，有一段故事般的想象在，或者，可以让我们在相类似的手工艺遗存中，揣摩那些“巧夺天工”的意思。

　　近几年，国际范儿的“造物”概念重新回到一部分人的视野，而公众也越来越多的表现出对于手工艺之美的兴趣与欣赏。的确，相比于当代高科技的精熟，手工之美中，有一种特别能让人沉醉的亲和力，其中那种亘古往还的物性和情愫，如接地气一般的可以隐隐萌动，于是手工艺的时代，也不独为隔世的回响。

　　很难解释清楚其中的原由，但有一点比较明确：人们普遍开始厌倦那些虚无而宏大的精神诉求，而愿意把感知力投放于具体的器物。

　　还是民国，李葆恂的儿子李放后来又编了一本书，叫《中国艺术家征略》，钩沉出许多学问家们不太关注的金、木、石、土各类匠师，比如紫禁城工程中领头的那个木匠——蒯祥，比如现在说的这个周义，等等。编书时，他把这些匠师尊作“艺术家”，同时也发了一些感慨，说“舍器而道妙”，是“中国近代之弊”。

　　这话真是一语中的，至今管用。

　　“器”与“道”，本是事物之两端，不可偏废。而中国近代以来的窘境，却不免自乱阵脚：道理上讨论得过瘾，却总落不到实处。

　　艺术中深受影响。似乎一谈到“器”，就很形而下，就很没面子;只有着力论“道”者，才显得有思想、有档次，让有“艺”而无“术”者横行。

　　顺便插入小广告：身边有个朋友，王传斌，大学里供职，业余时间里，却把仿生木雕做得好。不为什么大道理，只是尽力用刻刀呈现材质与物象之美。

　　不由得再次想起齐白石，他也是长沙人，早年也做木雕。当画家后，刻了一方闲章：“大匠之门”，鲁班门下的意思。这是一种提醒吧?再咋地，也别忘了自己的木匠出身，更别忘了画匠的本份。结果，他那些并不自认为高大上艺术的、日常劳作的东西，从不需要特别的说明，却依然能够让今天的人感动。

　　而今天，那些“舍器而论道”的艺术能否感动到将来的人，还真是难说。

王传斌木雕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