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烧香，点茶，挂画，插花，四般闲事，不宜累家”，这是南宋吴自牧《梦粱录》里对江南士人日常风雅的一段描述，时下里，这已常常被茶界、香界或雅空间设计人士们引为美谈。彼时的风尚，仍在此刻散发余韵。

　　这里且不说“四般闲事”具体何为，但需要强调的是，正如李清照《鹧鸪天》中“酒阑更喜团茶苦，梦断偏宜瑞脑香”那样，当时这些不同品类的生活艺术，不是孤立地一一罗列，而是联袂紧密地达成一道圆融完整的生活景象。

　　文化意识和品味，不太可能被刻意地打造，而是在自觉状态中渐次地陶养和生成，最终升华为审美的境界。然而陶养的历程，在艺术化的整体环境中浸润和体会尤为有效，或者说，它本身就是现实事物中所有因素的一种综合。或许，这也就是宋代理学家们“格物致知”之学的具体落实。比如在当时，苏轼、黄庭坚们有茶诗相互酬唱，朱熹有《茶灶》、《香界》诗传世，就连雅擅书画的徽宗皇帝赵佶，也留下了一篇著名的《大观茶论》，而士大夫阶层关于书、画艺术的众多评议，就更不待言了。总体上看，中国的学问家们无一不是“杂家”，就好比沈括那部包罗万象的《梦溪笔谈》。

　　在宋人“格物”的理路中，因为“道不远人”，“物”就无高下之分别，因此就可以由微小而致广大。其中生活方式是最为切近的体验，也最“方便”于个体的领悟，于是“四般闲事”就不至于玩物丧志，而是“闲居养志”了。只不过到了明代晚期，这些“闲事”似乎有些过头，按照陈继儒《太平清话》里的推荐：焚香、试茶、洗砚、鼓琴、校书、候月、听雨、浇花、高卧、经行、负暄、钓鱼、对画、漱泉、礼佛、尝酒、晏坐、翻经、看山、卧帖、刻竹、喂鹤……等等等等，简直让人眼花缭乱。但不管怎么说，所有这般“闲事”，最终都汇集于艺术的经典创作，它成就了文明的内容，也养成了文化的性格。

　　正因为如此，几乎中国所有的艺术形式，都在相互启发、相互融通之中，形成多样互动的局面，一门具体的艺术，会自觉的吸取其它艺术的经验，以获得什么什么“之助”。从唐代开始意识到的“诗中画，画中诗”、“书、画同源”、“书、画同法”，到宋代的“诗画一律”，到明清书法强调的“书从印入”、“印由书出”，一直到晚清时期“金石入画”的水墨画变革，艺术与审美，始终处于不间断的发展和深化。

　　多样化经验的贯通，培养出丰富而细致的审美感知力。按老子的说法，“声一无听，物一无文”，人生的智慧，恰恰也是在由一及万、由万归一的运动中纯化，在浑沌、复合、通会、圆融的状态中结成实体。换言之，人们也正是在“闲事”一般的生活艺术中练就了细腻的功夫，诗词曲赋、琴棋书画的“博大精深”才成其为可能。

　　中国传统教育成就了这种可能性。先秦时期，贵胄子弟被教习以“六艺”的体系——“礼、乐、射、御、书、数”;科举时代，士人们博古通今，对于各领域经验的整合，可以信手拈来，也可以通过具体化的生活场景，将学问一一落到实处。

　　然而近百年来，中式传统横遭扫荡，我们在接受西方学科分化、细化，产生出越来越多“专业”的同时，却无视了西方教育中生活素质与人文通识的基础培养，因此，在失去了人的自足与自由生活底蕴的同时，也产生出不断遭人诟病的“砖家”。

　　我始终认为，文化的确可以作为专业或学问来探讨，但更重要的，是作为日常生活和精神状态来实践。

　　“四般闲事”之类的“意象”，在今天之所以能够继续拨动人们的心弦，是因为它并非来自空虚的理念，而是来自生命、生活过程中希求趣味和完美的心愿。回到艺术领域而论，由于与艺术相关的各门学问的割裂，造成当下艺术经验的狭窄，以及创作想象力的单薄，艺术实践的浅尝辄止，也就不足为奇了。

　　所谓“四般”，其实只是概称。人文素养的深浅，有赖于知识系统的整体发酵，而那些“闲事”，套用书画创作中的一句话，是可谓“闲章不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