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常见到身边的艺术家朋友把从民间收罗来的制作粗糙的木器陶器金属器等等的一切“老东西”都奉为至宝，或堂而皇之地供奉，或自鸣得意地显摆。在这方面，我承认自己有偏见：那些不洁且荒率的气息，让人倒胃口不说，也很难把它们和文明文化文雅什么的联系起来。

　　对此我比较赞同马未都讲过的一个观点：若要收藏和欣赏，首先就要把自己的眼睛养得“娇贵”一些!这大概也是出自古人“取法乎上”的意思吧。就比如过去有些鉴赏家帮别人看了一轮低劣的作品之后，回家第一件事，就是赶紧把家里的好东西翻出来再看一眼，称之谓“洗眼”。

　　我们总是在讲艺术创作与现实生活的关系，或者从审美通感的角度，讲人们对于不同形态事物之间的感官感受的互渗，因为它最终会促成艺术家个人潜在的美感趣味的方向。

　　中国的传统文化教养中普遍讲求斯文，讲求雅洁，讲求工致，然而一切雅化和工致的东西，又总是与“洁净”的形象有关，就比如古代文人艺术家们，虽不追求丰裕富丽的表面光鲜，但至少也要在自己的环境空间里保持着窗明几净、罗列有致的景象，乃至对于艺术的沉潜和玩味，也如学问家咬文嚼字一般地不吝“推敲”之功夫。

　　比如宋代大书画家米芾，不仅好洁，而且有洁癖，对于粗鄙之物，避之唯恐不及，许多有趣的故事，都被当时人写到了各自的书里、乃至记入官方文献。

　　比如《宋史》里记载，他“好洁成癖，至不与人同巾器”，也就是说，自己用的东西，是不让人碰的。还有人记载说他因为一双朝靴被人动过，心里不爽，于是反复洗刷，结果被自己洗坏了。更离谱的是，当米芾得知南京有个叫段拂、字去尘的人，就琢磨他这名字里又是“拂”，又是“去尘”的，和自己堪有一比——“真吾婿也”，就把女儿嫁给这人了。

　　但这种骨灰级求“洁”的精神，也促进了艺术方面的用心和改革。比如对自己的知音朋友，米芾就画只有三尺长的小横幅，让人横着挂;而在自己的书房里，则挂着三尺长的小立轴。一方面，不被椅背遮挡;其次，天热的时候，不至于被人肩膀上的汗水玷污。绕来绕去，还是为了一个“洁”字。

　　这其实可以说明：生活中的品质习性，在艺术创作中会养成对作品的品相的考究。

　　类似米芾这样的活宝历史上还有不少，最著名的，就是元代四大画家之一、人称“高士”、画风简洁清朗的倪瓒。其洁癖比米芾更为出格，限于篇幅，这里暂且不去说了。

　　回到前面所说的那种视粗陋为“宝”，作为个人的爱好且无所谓，将之视为“民俗”也没有问题，但硬要把它们作为“欣赏”的对象，或进而演绎说事，则不免令人悲哀了。

　　或许有人会质疑本文的狭隘，或者也会搬出日本柳宗悦的事迹，说这是对于“民艺”的尊重。但殊不知，所谓“民艺”，是来自“民俗”中的精粹，而不等同于民俗中的一切，其间的差距，实在是大了去的。

　　行文至此，想起八、九十年代曾流行于各大美院的一个顺口溜，是讲美院师生们下乡写生情景的，说：远看像逃荒的;近看像要饭的;再细看是美院的!说第一句，是因为一群人脏兮兮逡巡而过，狼狈而邋遢;第二句是因为那时每人都会斜挎一个帆布包，包外还挂着一个搪瓷缸;第三句是因为细细打量时才会发现，每个人的胸前，都别着一个令外人羡慕的小小的校徽。

　　说笑归说笑，但总有一种说不上来的感觉。

　　记得那时因为写一篇关于关山月的画评，翻到过一幅民国时期他在野外的工作照，对比之下，那是一幅笔挺整洁的样子：大衣斜披，一手拿烟，一手执笔，面前支着画架，正在对景写生。当时看了多少是有些反感的：许是装腔作势罢了!但检索更多老画家资料照片后发现，他们大约都是如此，这总不至于约好了似地端着架子作秀吧。

　　浏览现今的绘画作品，样式和面貌百花齐放了，但其中隐隐约约的，又似乎总是缺了某些让人值得尊重的东西。

　　其间原因可以分析出很多，但我个人认为：就艺术实践与实际生活的关联来说，无视了对象物品的精、粗之别后，今人对于“艺术”的眼光，已经掉到了底线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