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画历来就不是一件容易事，所以每每遇到有人谈及“怎么欣赏”的话题，就只能尽自己的经验，知不可为而为地解释一番。

　　说自己“看不懂”的，其实缘于两种语境。一种是对现代派以来的先锋艺术跟不上趟，感觉有些不知所措;另一种，是觉得自己的欣赏经验浅了，谦虚得不敢妄言。前者语境很大，这里且说后者。

　　一幅画作，确实有很多虚虚实实、见仁见智的地方，但这并不能成其为读画者云山雾罩、漫无边际拉扯的理由，其中的道理，必须深读才可以解开，而且这种事，在大画家们那里也未必免俗。

　　比如说阎立本，这是唐太宗时期最有名的画家，承担过当时很多重大的艺术项目，其官爵从侍郎、尚书，一直做到了宰相，自古流传的国宝级名画《步辇图》、《历代帝王图》、以及浮雕《昭陵六骏》什么的都与他有关。但就这样一个大艺术家，看画也有看不准的时候。

　　唐代中期，著名史学家刘知几的儿子刘餗在他的《隋唐嘉话》里面，记载了一个阎立本的事迹：

　　“阎立本家代善画，至荆州视张僧繇旧迹，曰：‘定虚得名耳。’明日又往，曰：‘犹是近代佳手。’明日更往，曰：‘名下无虚士。’坐卧观之，留宿其下，十日不能去。”

　　张僧繇，活动于南朝梁武帝时期，是阎立本之前最有声誉的一个画家，“画龙点睛”的故事，讲的就是他。或许作为皇家首席艺术家的阎立本，对前代同行多少是有些不服气的，所以在荆州公干时，听说有张僧繇的壁画遗迹，就去看了一下，只是看得并不用心，甩下一句“虚得名耳”，就拂袖而去了。但前代遗留的名迹，总会散发出某种无声的魅力，果然，阎立本改天寻思着又去看了一眼，且很不情愿地承认是“近代佳手”。但既然承认是一个“佳手”，就一定会有他过人之处，若印证一二，就会看出奥妙来，于是，阎氏第三次去看的时候，终于心服口服地在壁画面前一连看了十天方休。

　　在那个时代，艺术价值取向并不多元，画题彼此相近，但表现手法的差异却大了去，感觉上摸不透的，就不免有点“虚”，但在画艺上的彼此较劲，又落到了“实”处。

　　正因为意识到完全凭自我感觉是不靠谱的，所以人们开始总结创作与欣赏的规律，比张僧繇略早一些的谢赫就提出过“六法”，其中有比较“虚”的“气韵生动”一说，也有“实”活的“骨法用笔”、“经营位置”等等。于是乎，画家之间的高低优劣，大致上就有一定的“公信度”，虽然排名榜有起伏，但毕竟经得起后来人的“检验”。阎立本当时不服的，恐怕就是：凭什么人们就对张僧繇那么佩服!

　　需要补充的一件事情，是创立“六法”的谢赫，当时也没把他之前的顾恺之太当一回事，在自己的书里，把他排在了一个二流画家的位置上，惹得后来一个叫姚最的批评家专门又写了一本书，把顾恺之奉为顶尖大师，然后这就流传至今了。

　　有了这些教训，重视文教的宋人就有了“饱览前代遗迹”的普遍认识，所以当时那些画家，基本上都是踩着前人的肩膀再来谈超越的，留下的作品，也更为精彩。

　　现在的情况，说白了就是艺术的标准有些乱了，或者说，适应新艺术的新标准还没有达成“共识”，于是，既然那些“实”的东西难以归位，各种“虚”的论调，就趁机张扬了，似乎艺术作品无好坏之分，全凭嘴大胆大说了算。其结果，绘画艺术就成了一件“虚”活，画家们累，老百姓们也不买账。

　　当然可以解释说，现在的艺术，与古代大不相同了，是国际化语境了。但我个人觉得，只要还是绘画，就自然会有绘画之中的道理在，不管是形式还是内涵，高低优劣的一杆秤，还是会有的，不然这游戏玩不下去的。

　　有一个误区在于：近代以来，人们总不信那个邪，面对历史过往，总以为大破可以大立，但文化是需要嬗递的，旧的被破了灭了，新的未必就可以树立得起来，其价值的判断，尤其令人盲目。而且这一类观念，本质上与绘画、与艺术无关，大抵属于社会学。

　　尊重历史上的“名不虚传”，大概也是对历史本身的一种尊重。对于绘画作品，练就分辨虚实的眼力，就是一门功课。

　　回到刚才那故事想一想，南北朝文化交融时期，中国人画画也是“摸着石头过河”的，所以才会有这个“法”那个“法”的出现，而好的东西，最终沉淀了下来。说到底，还是那句“阳光之下无新事”的老话：今天人遇到的问题，实际上前人大多遇到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