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些年，各地都出现有不少被人吐槽的私家“博物馆”，满场望去，是真真假假的各类古代艺术品，而假的，一定是那些长得跟书上差不多的“国宝”——高仿品，以及谁都没见过的“万一”是国宝的臆造品——低仿品，而后者看上去，的确更让人倒胃口。至于那些“好事者”，人们戏称为“国宝帮”。

　　“高仿”，在古玩里，是指把某些器物对象复制模仿得几乎乱真，或者，根据对象的材质、工艺、样式，仿造出惟妙惟肖的类似品。实际上，以当代的科技和辅助条件，对那些博物馆级古代器物的仿制，只要舍得下本钱，一般都能做到表面上的八九不离十。而且，博物馆里也经常采用高仿复制品代替原作展出，比如，在某件馆藏珍品被调离的某一段时间里，展位展品依旧，只是展标上注明着“复制品”而已。

　　大致上说，对古代优秀的、经典的艺术品和器物的高仿，无非出于两种目的：

　　其一，古物不可再生，而国人又“好古”成风，出于市场需求，就会刺激仿品的出现。历史上，书画有“苏州片”，铜器有“河南仿”，石器有“曲阳造”，陶瓷器，则各地窑口均有仿制。而且瓷器中，此窑仿彼窑、后代仿前代，更是一种常见的状况。在当时，那些仿造品大部分属于民间日常生活所需，就像现代人购买传统工艺品来装点家居一般，但这其中，显然也有恶意造假。

　　比如明代有个叫张泰阶的，写了一本《宝绘录》，二十卷，里面记载了一大批从六朝到元、明时期的赫赫名家画作，而实际上，则是张氏大规模仿造之赝品。这件事，到了清代初期彻底被人看破，吴修写诗说：“不为传名定爱钱，笑他张姓谎过天。可知泥古成何用，已被人欺二百年。”如今这本书，倒恰好是一个反面教材。

　　其二，出于对古代艺术的极端喜爱，原样复制出更多的数量以供赏玩，比如现存人间的王羲之书法墨迹，大多为唐玄宗命皇家机构高仿复制。同样性质的，也有乾隆爷对宋代高端瓷器不惜工本的仿造。

　　在现代，出于对古代工艺制造的研究，尤其目前对“非遗”的倡导，恢复性质的技术试验一直都在进行，科研机构居多，民间机构也有。试验成功之后，往往就会普及应用，量化生产。在这个层面上，对古代工艺的高仿，跟古董商们蓄意以假充真、牟取暴利还是有所区别的。

　　那么问题又来了：仿品的价格，实际上显示出特定仿品制造的意图。现代量化生产的仿品，其实也就是工艺品，而既然是工艺品水平，就应当相应于工艺品的价位;但有些东西的仿制，本意就是为了瞒天过海，它们很容易被有心人拿来说事，也很容易被好事者“当真”，最终闹得啼笑皆非。

　　前些年，听说有个国宝级的书画鉴定大家，执意要把自己收购的一把古代青铜剑捐赠国家博物馆，旁人善意劝阻，不从，无奈，终被人点穿：原来，在古玩市场上，这口青铜剑何止一二十把哟，高仿品而已。

　　从这个角度上看，不管是出于何种目的之高仿，最终，还是要以掏钱买货的人自己判断说了算，纵然其中有什么不爽，也怨不得人家卖货的。

　　看如今，有多少高价拍卖的古董是属于那些瞒天过海的高仿?或者，是一些连高仿都算不上的普通工艺品?明眼人旁观，就只好说那一句——“你懂的!”

　　落实到生活层面里，又比如说有朋友喜欢用宋盏饮茶，在玩古的圈子里，也算是一种扮酷的腔调，但这种腔调扩大化了，引得某些窑口从官方鼓励到民间仿制，倒反而有损古代窑器的形象。因为对古物的观照，是基于其中特定的历史气息，或者也是一种追忆性质的满足，而在根本发生了改变的当代生活方式下，新仿品的复古模样，其实是有些荒诞的。

　　再补充一点：民国时期，面对国内国际的巨大市场，各类高仿又是一个高潮，传统字画自不待言，新的品种里，大到石佛，小到文玩，应对着不同的目的和需求。其中有许多，是为了增添文化生活情调的实用物件，比如顾景舟先生精心仿造的曼生壶;但也有许多，早已被无耻商贩作为古物，倒腾给了海外博物馆。